五代人罗隐写过一首《送灶》诗说：“一盏清茶一缕烟，灶君皇帝上青天。玉皇若问人间事，为道文章不值钱。”意谓五代时武人越货，凡事非钱不行，而作为“文章”的学术或文化则已衰落。杨荫杭在二十年代初引用了此诗后却指出：“五代时文章虽短，非绝不值钱。尔时南唐、后蜀皆文化卓著，岂今日各省所能及。印板术创自中国，实始于孟蜀，使文章不值钱，能镌板风行乎？”
不过，罗隐的诗至少提示着五代之前文章大概更“值钱”。其实中国历史上文章的“值钱”与否有起有落，比如五代之后的宋代，文章似乎就特别“值钱”。所以喜欢功业的人，一般都言必称汉、唐；而近代关怀文化者如王国维、陈寅恪等，则多表彰宋代为中国文化的顶峰。
但“文章不值钱”的现象到近代似乎已成定式，且呈现每下愈况的趋势。杨荫杭尝以北京各部衙的地位为例说明之：在“以人为本位”的清季，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时，学部中人，也饶有气焰。到二十年代军阀掌权，各部“红与黑”之标准，已改成“以钱为本位”。收入最多者为最红之部，若无收入而仰给于人，则等于乞丐。陆军部虽无收入，却最强横，予取予求，故仍为红部。而教育部绝无收入，也无能力从别处拿钱，已成最黑之部；部中人多垂头丧气，与清季成鲜明对照。故杨氏叹道：“使罗隐生于今日，作《送灶》诗更不知作何语？”
这一文武之间的异位，其实也有读书人自己的贡献。二十年代军阀割据，每使人想起五代，其原因甚多，但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几十年提倡“尚武”和“军国民主义”，决非次要的因素。清季民初的一片“尚武”之声，正是读书人喊得最响亮。文人领袖如梁启超、蔡元培等，几无一不是尚武精神的鼓吹者。大儒章太炎固曾以提出“革命军起，革命党消”而闻名于世；后来北伐之时，尚武的“长衫同志”吴稚晖，也鼓吹“一切权力归武装同志”。大家都是“一股道上跑的车”，说是从风而靡，决不为过。照此发展下去，结局当然是“文章不值钱”了。
不过，文章是否当以“值钱”论，本身也还可以打个问号。曹丕就曾迂远地以为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”，但曹家天下的短暂似乎颇使人对他的说法怀疑。且读书人的生计是个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，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，也曾提出“学也禄在其中”的导向性意见来加强士人向学的“力度”。罗隐注意到的祭祀灶君，就是一面作文章，一面希望解决实际生活的需求。惟一旦将两者结合起来从值钱的角度思考文章，则文章的“价值”自然也就落实在钱上了。
到讲求经济效益的时代，“不值钱”者便很难受人尊重。我们近年的学术职称即很能说明这一点。在五六十年代，讲师即算高级知识分子，学术上要求有相当造诣，在学校里和社会上都受人尊敬，而且在收入上也属高薪阶层，的确比较“值钱”。大学教师能做到讲师而退休，一般人当无怨言。但这个一般学人可接受的职称，后来很快由副教授而教授（薪水却早已与社会平均工资相等或更低）。今日讲师早已成为相当于学徒“转正”的职衔，学人在退休时少有不升到教授者，有之必觉是极大的遗憾，且不排除单位领导“打压”的因素。
现今各大学的教授，已至少是以前的许多倍。大规模地增加所谓“高级职称”，的确是一颇有人情味的举措。不过，一物之“值钱”与否，正可从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来看。凡供给的增加超过需求的增长时，其价必落，本是经济学的常识。
略微使人欣慰的是，在学界自身已觉教授头衔无足轻重之时，学界以外也还有看得起这一头衔者：最近颇爱摄影的某相声演员，即被某重点大学聘为新闻学专业的“兼职教授”。一方给得轻松，一方受得潇洒；授予和接受的双方都觉得心安理得，最能揭示今日“教授”的实际社会含义。二十多年前有人说大学就是“大家都来学”，如今似乎又开始出现“大家都来教”的现象，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，真让人产生“不胜今昔”之感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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